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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数字化生存”遇到“城市的胜利”

2018年11月12日 19:28 来源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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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白皮书(2018)》

文 | 寇宗来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紫光旗下新华三集团发布的《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白皮书(2018)》(以下简称“新华三报告”),包括密切关联的七个部分,即前言、总体评估分析、数据及信息化基础建设、城市服务、城市治理、产业融合、发展建议和附录。顾名思义,新华三报告有三个关键词,一个是中国城市,二个是数字经济,三是指数。1996年,美国著名的计算机图像专家、MIT媒体实验室创办人尼葛洛庞帝(Negroponte)教授出版了一本风靡全球的著作《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作者以一种理性科幻的方式,说明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各种信息将会从“模拟信号”过渡到“数字信号”;与连续化的模拟信号相比,离散化的数字信号能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准确率进行压缩、编辑和传播,更容易产生规模经济、组合创新和网络效应;最终,人们将以在数字化世界中生活、学习、工作和互动,即人类将彻底进入一种“数字化生存”的状态。

数字化生存的技术基础是所谓的摩尔定律。英特尔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认为,给定价格不变,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数目,大约每隔18-24个月将会翻番,因而性能也会随之翻番;而随着时间推移,数字化和计算性能都将呈现出令人恐怖的“指数增长”趋势。尽管摩尔定律只是一个经验规律而非物理自然规律,但迄今为止,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它却展示出了近乎神奇的有效性。

现在即是过去的将来。尼葛洛庞帝当时的各种预测,现在已经或者正在变成现实。根据毕马威预测,2017年,数字经济对中国GDP占比达到36%,实现29万亿人民币的贡献,到2030年时,这一比例将会达到77%,超过153万亿人民币的GDP贡献。这意味着,不管个人、企业还是政府,作为决策者深刻把握数字经济的规律和未来都是极其重要的,而新华三报告以数字城市为切入点,不但给出了中国城市的数字化排名,而且对数字经济时代的社会发展新矛盾以及经济增长新动能等重要问题给出了深入阐释,因而对各类决策者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依据。

数百年前,哥伦布航海确证地球是圆的;但十多年前,托马斯·弗里德曼却认为,信息化、互联网和全球化终将抹平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各种差异,进而得出结论“世界是平的”。设想一下,在马车时代,要向远方的亲人带个口信,是何等的耗时耗力耗钱!而到了现在,因为数字化,远距离信息传播不但成为可能,而且成本异常低廉。哪怕两个人相距万里,由于微信等网络通讯工具,他们都可以通过文字、音频乃至视频随时实时沟通,而且成本近乎为零,真可谓“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但是,“虚拟”的数字经济终究是建立在“现实”的物理基础上的,离开了数据和信息基础设施,丰富多彩的互联网世界就真的成了镜中花水中月了。新华三报告第二部分,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数据基础和运营基础三个关键维度,对中国城市做了详细的对比分析,发现经济发达的城市在新兴信息基础设施方面愿意投入更多的资金和精力。不用多说,站在个人或者企业的角度,这个指标排名对于自己的职业或者投资选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经济学研究表明,长期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所推动的;而在所有的技术中,通用技术(general-purpose technology)又是影响最为深远的。蒸汽机是一种通用技术,因为它可以为各种生产过程提供更加充足和强大动力,由此也孕育和催生了工业革命。很显然,信息技术以及由此所派生的互联网技术也是通用技术,因为任何生产和消费环节都可以通过信息化改造而提高效率。现在,人们已经熟知的“互联网+”正是刻画了这样一个过程。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国民财富的源泉是劳动分工引致的生产率提高,而分工程度则最终受限于市场范围的大小。所以,空间距离消失,市场范围扩大,必将导致分工程度加深和生产率提升。分工程度加深,体现在产业层面则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新产品、新技术、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老产品、老技术和老商业模式不断消亡。特别地,信息化会让传统意义上的产业界变得更加模糊不清,跨界、“野蛮人敲门”也将成为是市场竞争的常态。新华三报告第五部分,详细对比分析了城市的产业融合问题,比如“互联网+”是如何对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进行改造的,以及以“去杠杆、去库存、去产能、降成本、补短板”为重点的供给侧改革又对此产生了何种影响。从新华三报告所提供的“雷达图”,人们可以清楚看到各类城市在产业融合各维度上显著差异。

既然信息化、数字和互联网化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当然就会有人从中获益,有人因此受损。传统社会中,跨越空间距离的成本很高,人们因此被局限在许许多多相互分割的小市场中。这意味着,每个人只需要应对其所在小市场的竞争压力,但也因此,即便他做到优秀,所得收益也不会太大。进入数字经济时代,空间距离在信息意义上不再重要,众多本来相互分割的小市场将不可逆转地整合为一个相互联通的大市场。这将对市场的竞争法则和收益分配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宏观层面,根据国际贸易理论中著名的罗伯津斯基定理(Rybczynski Theorem),如果某种要素增加,那么,相对更多使用这种要素的产业或者国家将因此受益,而相对更少使用这种要素的产业或者国家将因此受损。数字化信息无疑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因而数字化信息的指数增长,必然会导致经济日益数字化,即数字经济的份额会越来越大。而对应到微观层面,那些能够更早、更多掌握大数据且能以更加聪明方式使用大数据的个人或组织将在市场竞争中占得先机,而与此同时,那些“后知后觉”者则面临被市场淘汰的悲惨命运。必须明白,在一个竞争激烈的巨大市场中,能比所有对手都强一点点,将是一个极其巨大的竞争优势,因为这会导致所谓的“明星效应”。明星效应自古有之,但在数字化、网络化的时代,明星效应被空前放大,社会的分配也会从通常的“二八规则”进一步极化到“一九规则”。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产业结构的重新洗牌,收入分配的严重失衡,必然会对社会治理提出严峻挑战。新华三报告第四部分,着重从城市安全、社会信用、环境治理、城市基础设施管理等方面考察了数字时代的城市治理问题;或许是与社会稳定密切相关,各类城市在治理水平上并没有特别显著的差异。

一如人们正在观察到的,数字的网络化以及网络的数字化,将会塑造少数具有超强市场力量的平台组织。不管何种平台,最终功能都是撮合某种形式的交易或买卖,而平台在撮合交易方面有典型的“鸡生蛋,蛋生鸡”特性:已经加入某个平台的买家越多,新的卖家将越愿意加入该平台;同样地,已经加入某个平台的卖家越多,新的买家也将越愿意加入该平台。任何时候,决策者都面临着先动优势与后发优势的两难选择,但因为上述“正反馈”机制,数字经济时代,竞争的天平会更加向先动优势倾斜,因而平台之间的竞争,往往会以“赢者通吃”而告终。

每个城市,不论大小,实际上都是一个复杂交易的撮合平台。按照空间经济理论,中心城市对周围经济会产生两种相反的影响,一种是“中心化”的“虹吸效应”,另一种则是“去中心化”的“辐射效应”。在信息化和数字化的过程中,空间距离的“缩短”,无疑会加强“辐射效应”;与此同时,信息化让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则由前述正反馈机制,虹吸效应将会变得空前强大。最终的结果,则是著名经济学家爱德华·格雷泽所谓的《城市的胜利》,特别是大城市的胜利。第一,相对于乡村,城市拥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更大的人口规模,因而是更加大而有效的交易撮合平台,故经济的数字化必然伴随经济的城市化。第二,类似的道理,大城市比小城市会集聚更多的资金、人才、知识、信息,因而具有更大的竞争优势。与这些结论相一致,新华三报告清楚地表明,几乎在任何维度,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一线城市平均而言都比二三四线城市展出了更大的吸引力和发展潜力,而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更是展现出了巨大的城市集群优势。进一步,城市的胜利也意味着,新华三报告从城市角度来描述和分析数字经济的影响,是一个准确的方向。

但必须指出,大城市相对于小城市的优势并未一成不变。在本质上,这种“由大而强”的优势只是一种潜能;它最终能否实现,或者是否会被逆转,则有赖于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在我看来,任何具有企业家精神,即旨在通过打破常规而获得超额收益者,都可以被称为某种形式的企业家。所以,企业家群体中,既有马云、马化腾、任正非以及马斯克等市场企业家,也包括那些富有担当、敢做敢为的官员可以被称为政治企业家。只有那些能够让各类企业家精诚合作、相辅相成的城市,才能真正抓住数字经济时代所蕴含的巨大机遇,并同时真正应对数字时代所带来的巨大挑战。诚如新华三报告所示,虽然平均而言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数字化水平也越高,但也有一些城市,却因为“先知先觉”,通过战略性举措而超越其经济发展水平的数字优势。从政府与市场互动的角度看,这些战略措施的本质是,政府对市场伸出了“援助之手”,而非“掠夺之手”。

从附录可知,新华三报告涵盖了中国338个地级市,4个一级指标,12个二级指标,54个三级指标,能够全面深刻地刻画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基于这些指标,新华三报告按照统一的评分标准和科学的逻辑框架对所有城市做了横向比较,既给出了详细具体的城市排名,也将他们分为相对模糊的六个档次,即一线、新一线、二线、三线、四线和五线。这个工作非常重要,可以让读者对中国所有城市的数字化发展程度有一个鸟瞰式的全景了解。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图表排名,新华三报告还采用了另外两种表述方式,非常富有层次感。一种是按颜色深浅代表发展程度将各城市清楚地展示在地图上。这样做的好处很明显,读者能够非常直观地看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程度的区域分布状况。比如说,读者从中很容易发现,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性,形成了三个中心,即长三角中心、珠三角中心和环渤海中心,以及五个热点,即四川盆地热点、华中平原热点、闽东南热点、关中平原热点和山东半岛热点。

基于这种鸟瞰式定位,新华三报告进一步对每个城市做了个性化的诊断分析。典型地分为三个部分:首先,分析这个城市数字经济指数总排名即发展概述;其次,分析这个城市细分领域数字经济应用状况;最后,对这个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给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对于投资者而言,结合前面的一般比较,这种个性化的诊断分析是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

比如以上海为例,从新华三报告可知,上海市位列数字经济排名第一位,与北京、广州、深圳等城市一起代表了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最高水平。在数据及信息化基础设施领域,上海市在国内较早建设了大数据和云计算中心,在城市服务方面,上海在医疗、政务、教育等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较高。在城市治理方面,该市建设了较完善的公共安全、环境治理监管体系,在综合管廊方面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也较为深入。在产业融合方面,除互联网+农业之外,其他领域数字经济得到了良好发展。而针对上海市数字经济指数各指标的得分情况,新华三报告认为,上海市首先需要提升的是产业融合与城市治理方面的建设水平,这其中,提升互联网特色产业建设是重点,例如提升“互联网+服务业”的数字化技术应用水平,特别是大数据平台建设。在城市治理方面,要加大智能管廊建设,加强物联网、大数据分析方面的投入。在数据及信息化基础设施方面,应尽快建立新型智慧城市的运营基础。在智慧民生方面,要完成“一号一窗一网”建设,并且进一步拓展医疗领域移动诊疗平台的功能。

再以兰州为例,从新华三报告可知,其在本次数字经济评估得分58.1分,在100个城市的综合排名第39,处于数字经济的起步阶段。基于对兰州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的分析,新华三报告给出了四个方面的建议:在产业融合方面,应该加强基础产业与互联网的融合,加快推进农业发展信息技术一体化集约建设,加快制造业产业链互联网化重构,发展中小企业“双创”孵化等核心平台建设。同时重点发展重型装备制造等特色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在数据及信息化基础设施方面,应该以数据资源整合为抓手,以智慧兰州时空信息云平台、无线城市、移动支付城市、5G通讯试点建设等重大项目为载体,持续提升城市大数据平台和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交换平台等建设服务水平。在城市治理方面,应该加强合成作战和情指一体化平台、公安大数据中心等建设,提高大数据技术应用水平;加强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中心建设,提升各级系统互联互通水平。而在城市服务方面,应该突出信息惠民为主线,加快数据信息整合,推动网上行政审批平台建设与深度应用,提高政务服务能力和水平;持续加大教育信息化建设,不断推动三通两平台建设及运营。

综合前面经济分析和内容介绍,新华三报告依托翔实可靠的数据,具有清晰合理的逻辑,是新华三为中国城市精心制作的数字经济罗盘。我相信,不管是个人、企业还是政府管理者,阅读新华三报告都会从中得到某种启发和指引。

版面编辑:李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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